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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机构配置快速到位。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建立共同煤炭资源基地与市场基地、拓展对等贸易领域和物流及运输通道、煤焦油项目等方面，开展全面战略合作。随后，陈建生和邓崎琳在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上签字。

双方一致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双方战略合作，有利于抓住中部崛起的战略机遇期，开创国有特大型企业跨行业合作的良好局面，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增强企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邓崎琳说，武钢集团和原平煤集团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投资建设的重点项目，也是同时起步的特大型企业，有着几十年的上下游产业链关系。来到开封炭素公司，邓崎琳认真察看了车间设备生产工艺和成品质量，对一流的技术设备、管理和产品给予充分肯定。他说，武钢集团作为排名世界500强第428位的特大型央企，规模和影响力巨大，是中国钢铁行业的领军企业。目前，我们已构建起4+5产业格局。

2009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800亿元，今年营业收入有望达到1000亿元，原煤产量预计可达到5000万吨。8月26日，出席第六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的中平能化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陈建生，武钢集团总经理邓崎琳，于当天下午在集团会议中心举行座谈并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以阜新以及相邻的乌海等资源性城市随着资源日渐枯竭走向衰落为鉴或许不错，但选择适宜的产业尤为重要。

他们说准格尔旗去年100亿元的财政收入，70个亿来自煤炭，我估计是90%。汽车城的宣传栏内写着：2015年，产业园完全达产，年产100万台发动机、100万台变速器、100万辆整车，完成工业产值2250亿元以及等额汽车零部件产值。据传，康巴什新区的一个大型景观湖，也被勒令停工。但是有超前眼光是应该的，一个城市建设不可能一下子就很丰满，将来伊金霍洛旗与康巴什合为一区，与东胜区并立为二，我想再用个十年发展，不成问题。

我们就是能源输出，能把煤化工搞好就不错了。接着，借鉴当地老百姓烧制拦炭的做法(将煤堆在一处点燃，到一定程度用水浇灭，产品相当于粗制的焦炭)，改以炉制干馏煤。

在随后发起的一轮不知源自何处的新闻攻势中，鄂尔多斯市经济模式转型的成果被作为有力的武器：鄂尔多斯依靠资源但不依赖资源，未来，煤和非煤产业的工业增加值将由目前的7:3(有可能更高)变为1:1。伊东煤炭集团是准格尔旗最大的民营煤炭企业。事实是，50年过去，这三个区依然没有完全连接起来。这一2006年即开始建设的工业园目前只有一座办公楼和几排厂房，其空旷程度与所在的康巴什非常协调。

如果乘计程车前往，少于80元钱基本没有司机愿意载客。集团将以鄂尔多斯分公司为主体，立志打造一个现代化大型企业集团。现在，伊东原煤年产量3000万吨，用于煤化工者不到六分之一。我们调查发现，当地一些企业家及基层官员认为政府这一想法是好的，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很难实现，而且毫无汽车工业基础的鄂尔多斯欲就此有所作为，可能选错了途径。

山东久泰能源(2006年在新加坡上市)在准格尔旗大路新区投资42亿的100万吨煤制甲醇、10万吨二甲醚(甲醇深加工后的产品)项目已建成试车，今年底将开工生产。甲醇市场已经饱和，现在就是拼成本，政府配备煤田，其实允许你卖一部分，可以把利润补贴到化工里面。

目前，伊东循环经济园区一期已建成，投资28亿元。如果说不挖煤了，那就不是鄂尔多斯了。

通过与中国矿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合作，伊东集团的循环经济(当时的名称是综合利用)模式开始成形：将煤进行洗选后分为粉煤、块煤、中煤、煤系高岭土等种类，分别使其进入煤气化、干馏、发电、制陶等相应流程，产出天然气、水煤浆、活性炭、甲醇、柴油、电力、陶瓷等产品，几种流程之间又存在互相利用产品及其废余物的关系。这是久泰选择鄂尔多斯的主要原因。2000年，这一数字为2600多万吨。而即便是非煤产业如陶瓷制造，也是以与煤炭伴生的高岭土为原料的。1999年，经过改造，问题得以解决，作为生产电石、铁合金的还原剂，产品广受欢迎。新城分为市政区和工业区两部分，现在，其中的一部分将长久困扰后来的观众。

他们顺便评论说，康巴什新城，就是恶性膨胀的产物。同时，烧制过程中，还能回收部分煤焦油。

在康巴什新区，气魄宏大的政府楼前广场，用铜近五百吨的群雕、设计精美的图书馆、大剧院、博物馆、新闻中心，在少人走动的空旷背景下，显示的是财富的力量。杨二喜希望未来伊东三大主业形成各占三分之一的格局：原煤销售、煤化工及非煤产业(制陶、地产等)

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如此。在我国，多数火电厂都以10至12天作为正常电煤库存量，5天作为警戒线。

譬如，在美国，法律明确规定，电煤库存率要不低于11%，库存量必须保证1亿吨以上，这样储备能满足40到50天发电用煤。值得欣慰的是，新《煤炭法》将煤炭资源战略储备制度列入国家法律约束条款之列。不同层次的战略储备，采取不同的储备战略，担当不同的储备目标。笔者认为，对于煤炭供需基本平衡情况下的市场缺煤，是煤电双方角力和博弈的结果。

除立法外，还要建立多元化的煤炭储备体系。《煤炭资源储备管理办法》是35项法规之一，目前正由国家能源局牵头编制。

与此同时，也符合国际通用做法。现在看来，架构煤炭储备机制宜早不宜迟。

然而，基于目前我国特殊国情，实施煤电联动机制仍有诸多困难。依照我国国情特征，应从国家、区域、大型电企和地方、社会四个层面着手，建立多元化的煤炭储备体系。

具体讲，就是应从宏观制度层面架构煤炭储备体系，来应对电煤频繁告急。虽然湖北、重庆等地启动了煤炭储备计划，但储备量既不成规模，也不能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带来的运输困境。而在欧美日等国家，火电厂的电煤库存量都保持在40天左右，一般的灾害性天气不会影响发电机组的正常运行。而市场煤、政府电没有架构起煤电联动机制，则是导致电煤频频告急的根本性原因。

既然眼下无法拉开煤电联动机制的闸门来舒缓电煤紧张局面，那么，我们不妨换个视角来解决燃煤之急。《煤炭法》修订稿已于近日上报国务院法制办。

显然，倘若我国启动煤炭储备机制，不仅能大大缓解能源安全与经济发展提速间的冲突与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也能平抑煤炭市场异常波动，防止过度投机行为。此外，国家在政策上要给予煤炭储备体系一定程度的倾斜，特别是在构建煤炭储备机制初期，应在公共财政、信贷、用地等多方面给予补贴和政策优惠，以使煤炭储备体系尽早架构起来。

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时，国家可以动用和调配其他三个层次的煤炭资源储备，各层次和同一层次之间的能源储备，也要通过适当机制进行灵活调配。因此，我们要借鉴国外经验，用立法强制的手段让电力企业储备一定数量的电煤，以避免拉闸限电频繁出现。